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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亿人月收入只有1000元 怎么办?贫富相安,阶层和谐,国之大道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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疫情严重,举世焦虑。近日,在中国总理称,中国有6亿人月收入只有1000元,尤其是在疫情之中,很多人的收入更失去保障,社会秩序存在巨大风险。贫富相安,阶层和谐,国之大道。从道义上说,改革开放四十年,穷人是受惠最小,受损害最大的群体,在一定发展阶段,他们忍受和理解了国家的非均衡发展战略。但现在时势已变,国家初步崛起,财力和物力上,可以兼顾底层。未来需要对底层进行适当补偿,这是国家应尽的道义;从现实策略来讲,底层占人口大多数,底层安,天下安。中国不是发达国家,阶层结构不一样,巨富与精英非主流,平民才是最广大的多数。在疫情期间,贫富分化的加剧,阶层裂痕的扩大,已成为全球现象。扶助平民,大势所趋。(1)共同富裕是国家对穷人的责任当下中国贫富分化严重,非矫枉过正,不足以扭转国家大势。中国作为穷国,成为产生富人最多的国家,而且财富集中度惊人。2015年中国基尼系数达到0.462,仍然高于国际平均水平,也高于多数发达国家,接近动荡线。而据《中国民生发展报告2015》显示,中国家庭财产基尼系数从1995年的0.45扩大到2012年的0.73。顶端1%的家庭占有全国约三分之一的财产,底端25%的家庭拥有的财产总量仅在1%左右。先富带动后富,是国家的承诺,亦是改革的既定目标。最大的问题,在于公平,很多人的财富,并不来自彻底的市场经济,而是来自于权力的结盟,来自对法制与商业规则的破坏。邓生前自评一生得失,四六开足矣,邓的“四分不足”在哪里?其最大的未竞事业,就在于实现建立在社会公平上的共同富裕。贫富分化是中等收入陷阱之因。阶层分裂是国家动荡之因。中国绝不能成为又穷又乱的“溃败国家”。如何共富是对中国的巨大挑战。皮凯蒂在《21世纪资本主义》中,亦提出了以市场经济和法治社会的方式,实现财富的再分配。比如高额遗产税等。通过改革不合理的分配机制,财富产生机制,稍减资本暴利,稍加劳动所得,让财富惠及更多的人。同时,减少政府所拥有的财富,更多藏富于民。在国家政策上,亦需要改变以往对于权贵阶层的倾斜,未来需要对底层倾斜。尤其是在医疗,保险等领域实现财政托底。当下多数中国人并没有享受到适度社会福利,而是背负了“负福利”,中国需要从负福利时代,走向适度正福利时代,国家托底,解除全民焦虑。地藏菩萨云,地狱不空,誓不成佛。同样,只有中国还有一个吃不饱饭的穷人,国家就有责任。(2) 共同富裕,是国家经济强盛的理性选择2019年年报显示,三驾马车中,消费贡献最大,外贸贡献为—8.6%。负值。国内人民的消费重要性远远大于海外市场,国内民众,是中国财富创造的中流砥柱。国内市场只要每年增长10%,都足以再造一个美国出口市场,国内消费市场至关重要。但是,贫富分化制约了中国的消费能力。中国作为穷国,成为产生富人最多的国家,而且财富集中度惊人。2017年中国基尼系数达到0.467,高于多数发达国家。富人阶层的日常消费支出,占其收入的比重越来越低。富人的高端奢侈消费,多数落脚海外市场,财富转移到了国外;多数穷人却财富不足,消费能力被制约。最终将导致两头空的危险局面:富人少消费,穷人无力消费。国家整体消费萎缩,消费率降低。共同富裕,不仅是道义要求与国家使命,也是国家经济强盛的理性选择。有人说中国缺少伟大的企业家,没有充足的本土消费能力,企业如何能够成长为参天大树?贫富分化严重的国家,消费结构畸形,国家经济后继乏力。强大的大众消费能力,庞大的大众消费阶层,双剑合一,才能造就强盛的实体经济。(3)以平民为执政基石——发展中国家社会结构的独有特点能否走出治乱循环,全民关注。阶层和谐,是天下安定的第一要素。能否实现阶层和谐,使各个阶层都满意,至关重要。国家倡导“新型政商关系”,提出了“亲商、安商、富商”三大策略。另一方面,国家高调倡导要进行扶贫攻坚,表明了对于社会底层的密切关注。阶层和谐已成共识。关键是,在国家发展步伐减慢的情况下,发展成果如何在各个阶层分配。为什么中国的战略重点是底层,而不是巨富贵族与精英阶层?这与中国特殊的阶层结构有关。西南财经大学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数据显示,在中国接近14亿的总人口中,中产阶层成年人口数为2.04亿,发改委统计数据是4亿,但是,两种数据都表明中产在中国是相对少数阶层,中国财富和阶层分布,属于典型的“金字塔型”。而非橄榄型。中国的中产阶层与欧美发达国家的中产阶层不同,这些国家的中产,是真正多数人的阶层,而在中国,权贵阶层是极端少数,中产是相对少数,底层才是多数。从合法性和民意基础而言,国家需要获得绝大多数人的支持,而在中国这样一个穷国,中产以及上层,只占不到30%,剩余的70%大众平民阶层,为国家之根基。所谓“发展中国家”,其实是“穷人的国家”的优雅别称。中国人均收入居全球下游,不可忘记自己仍是一个以穷人为根基的国家。执政党当年以工农联盟起家,后来逐步建立起广泛的全民联盟,成为代表各个阶层的最广大民众利益的政党,但从其本质而言,仍需要以劳动大众为根基,也就是以第三阶层为根基。决不可忘本。阶层分野各国都有,关键是要能自由流动,中国的问题是阶层逐步固化,纵向流动日益困难。既激发第一阶层和第二阶层的活力,又兼顾第三阶层的公平与权益,是未来中国不得不走的一条路。若阶层固化,底层长期被漠视,则中国可能成为溃败国家。长期内乱不止。(4)伸张平民阶层的民权相对于在经济领域“民富”的弱势,在社会领域,底层在“民权”领域更为弱势。著名学者王小鲁说,中国形成了一种“新底层阶层”,所谓“新底层社会”,包括失地农民、被拆迁的城市居民以及不能充分就业的大学生群体,还有因为高房价坠落的“城市中产”、体制外知识分子,加上传统意义上的农民、农民工、下岗失业工人,组成庞大而复杂的底层社会。在社会管理方面,“新底层阶层”被排斥在社会管理事务之外,既得利益阶层与中产阶层界限模糊,但是与底层界限分明,不希望底层阶层分享和参与社会事务的治理,垄断了中国的国家治权。使“民治”落空。中国社科院一份名为《当代中国社会流动》研究报告表明,干部子女成为干部的机会,是非干部子女的2倍多。而二代农民工,其父母多数是农民或农民工。都市不仅是豪强的乐园,亦是蚁族的土壤。代际遗传逐步加强,曾被横扫的“血统论”沉渣泛起。在知识文化方面,资源亦开始倾斜。目前,各个大学,来自农村的生源日益减少,北大和清华,来自农村的生源只占15%,而事实上,农业人口与城市人口基本对等。同时,很多高官富豪子女,通过特长加分或者“自主招生”特权进入最好的大学。拥有知识曾被赋予了改变命运的使命,但是,在起点上,公平已经严重失衡。最关键的是知识改变命运这一信念已经坍塌。以前,一个贫困的家庭,可能因为一个人考上大学,就实现了鲤鱼跳龙门,而现在,大学生就业渠道不畅,下层阶层的子女通过教育实现向上流动的成本越来越高,动力越来越小。北京毕业生卖猪肉,就是对“知识就是力量”最后反讽。不满情绪蔓延整个社会之时,必然影响到年轻一代的未来选择。尤其是底层和青年。抛弃底层,必致动乱。扶助平民,国之大昌。未来,国家要走向良治,必须惠及底层。三个领域,在财富领域,分配更多偏向一线劳动者,同时,进行国家福利托底,解决贫困问题,造就普遍富裕;在社会领域,力求制度安排的公平,给予底层上升通道;在权利领域,享受更多的公民权。尤其需要强调的是,中国走的一条内生式发展的独特道路,不象老牌发达国家一样通过殖民掠夺完成原始积累,中国的原始资本,凝结了几代人数十年之辛勤与血汗。国家的巨大进步,是以本国民众的贡献和牺牲为基石。如今国家实现了初步富强,享有国家发展成果,已成民心所向。民有民享,关键不在少数,而在多数,实行普惠式社会福利,是落实民享的关键。适度社会福利至关重要,部分人拿福利过度的国家来套负福利的中国,在社会保障不足的情况下竟然还反对福利,这与禁止一个饿昏的人吃肉以控制高血压一样愚蠢。国家提出七大民生目标:幼有所育、学有所教、劳有所得、病有所医、老有所养、住有所居、弱有所扶。两大关键:免费医疗,社保兜底。免费医疗,解决生死焦虑。社保兜底,解决生存焦虑。国家固然需要亲商,安商,富商;更需要亲民,安民,富民。来源:罗天昊国与城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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